二　歌代啸是不是徐文长写的还两说呢！

　　一般都认为，徐渭的两部杂剧代表作是《四声猿》和《歌代啸》，但后者“是否确为其所作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”（见2003年版《明杂剧史》）。时人称此剧为“愤世之书”（《歌代啸》今存本卷首脱士序），今人徐仑推测此剧“是徐文长入狱时期的作品”（1962年徐仑著《徐文长》），虽无直接根据，但都是由作品而看出作者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心态。
　　以下为近来本人读书摘抄：
　　1、整个剧情用四句俗语概括：“没处泄愤的，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；有心嫁祸的，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；眼迷曲直的，是张秃帽子叫李秃去戴；胸横人我的，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。”这也是全剧的题目证明。……此剧虽然是一个时间贯穿始终的艺术整体，但却包含着以上四个事件脉络。
　　2、对于《歌代啸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目前没有原则分歧，一般认为此剧保持了对传统和现实强烈的否定和反抗精神，显示了嬉笑怒骂、冷嘲热讽的战斗风格，缺点在于过于浅薄显露，作品剪材提炼不够，趣味亦过于近俗。
　　3、学术界围绕此剧最大的分歧还集中在著作权方面——
　　（1）此剧今存清道光间山阴沈氏鸣野山房精钞本，20世纪南京国学图书馆曾据道光间钞本影印，然明清诸家书目俱未著录。
　　（2）惟近人吴梅所撰《蠡言》称“近见友人家藏有《歌台啸》剧本，亦出天池生之手，斯真可宝矣。”（载《小说月报》四卷九号）今按《歌台啸》当即《歌代啸》，天池生即徐渭别号，此处所言当指该剧无疑，然非正式书目著录，且去时已远。
　　（3）至于作者，更是此剧研究一棘手问题。袁宏道为此剧作序时最早涉及这个问题：
　　《歌代啸》不知谁作，……说者谓出自文长。昔梅禹金谱《昆仑奴》，称典丽矣，徐犹议其白未窥元人藩篱，谓其用南曲《浣纱》体也。据此，前说已近似。（引自《四声猿》附录之五《关于〈歌代啸〉》）
　　（4）署名“脱士”的序即称“世盛行徐文长氏《四声猿》，问其外又有《歌代啸》四出”
　　（5）“慧业发僧”《题辞》：“文长先生溟渤文场，嵩华艺苑。……《歌代啸》从帐中藏，流行于山史。”
　　（6）近人柳诒征在为南京国学图书馆《歌代啸》影印本所写的《后记》中说：“馆藏《歌代啸》杂剧，提徐文长撰。各家书录多未载，亦未见刊本。游戏之笔，前人所不甚重视。”
　　（7）明清有关书目如《远山堂剧品》、《今月考证》等著录了许多较此剧跟不经意的游戏之作，却独独不见此剧踪迹，不能不令人生疑。
　　（8）今存本卷首有署名“虎林冲和居士”之《凡例》，似编撰者的口气。“虎林”一名武林，一般系指今之杭州，而徐渭乃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籍贯有异。而“冲和居士”为徐渭未被人知之别号呢？还是“冲和居士”对徐渭之原作重加编订？或者此剧竟与徐渭无关，是“虎林冲和居士”之作？皆有详加斟酌之必要。
　　（9）徐子方《明杂剧史》对于此“悬案”总结道：“在未有更直接之证据以前，考虑到其与《四声猿》在创作精神方面的相同之处，仍不妨将其看作徐渭的作品。”

　　读完这些，《歌代啸》是不是徐文长写的已不重要，我所关心的是，记得历史老师说，每当某朝代大兴文字狱时，考据学的发展都会突飞猛进，尤清朝最为明显，那么，在当今如此和睦的时代，今人为何还要如此钻研明杂剧的“著作权”（５０年的权利又能继承给谁）？

三　怎么写坏蛋？

　　涉案剧被踢出黄金档之后，也未见我们可爱的国家机器形象把午夜档的收视率带引得有多高。而被人质疑“到底谁征服了谁”的电视剧导演高群书，改拍电影“四大名捕”去了。陆川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也备受质疑。新编《红岩》那种改编更是罪不可赦。《高纬度战栗》半夜播出还是不免不打草惊蛇，但好在其正面形象更有力度，便把人民的信任又赢取回来。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明杂剧《歌代啸》里全是坏蛋，但观众却允许这样。许是看到了那些人被过分夸张的丑陋之后，人们就会觉得戏里没有影射自己，便也不会做贼心虚。
　　徐子方在《明杂剧史》中这样评价《歌代啸》中的“州官”角色：“特别是贪婪愚蠢的州官，作品写其自我表白是‘只我为官不要钱，但将老白（银两）入腰间’。他审案糊涂，偏听偏信，将真正有罪的李和尚放免，令其‘独作主持’，而把一个无辜的张和尚抵罪，以致‘枷逐’。他还倚官仗势，公堂上调戏妇女，却诡辩是‘详情’。最终发展到‘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’的地步，不仅如此，这个处事颟顸临民霸道的州官，在家里却又别无一能，专爱‘偷丫’（与丫鬟私通），为老婆挟制。……其昏庸愚蠢、猥琐丑陋为元代关汉卿笔下桃杌太守以来所少见，是中国古代戏剧画廊里不可多得的‘这一个’。”高度的肯定，时至今日，也未见中国文学戏剧影视中有多少如此坏透顶的官。
　　这样的坏官在小剧场里演，才不会被政治家挑刺为影射当局。新世纪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再犯《海瑞罢官》式的错误，但还是要小心警惕，不要被诱导入《走向共和》式的盲区，不要再让那些真正为国为党为民的创作者和评论家整天提心吊胆，缄口不言。
　　坏人就要让他坏到底，把所有坏人的戏都给他安上，编剧决不能心慈手软，什么“西方复杂人性说”在中国是很难取悦“脸谱控”的，你可以花一些人性化的笔墨去解释坏人为什么坏，但你不可以因此说他的坏就有情可原。再有，如果好与坏不可能绝对化，还会有“稍微有点坏”、“比较坏”、“非常坏”、“坏极了”之分，那么就要把坏蛋作为“反派”来写，反之于正，是没有比较级的，永远也正不过来。
　　为此我终于理解了桂剧《欧阳予倩》为何要给桂系抗日大将军覃连芳戴上莫须有的色情小丑帽。决定把一个角色描黑，就要彻底描黑，这样才显得今天的世道是多么清白。